且先不说冯导和聪哥撕逼的事,《私人订制》之后,无论是作为演员拿了金马的《老炮儿》还是这次作为导演的《我不是潘金莲》,冯爷都绝对是诚意之作,24k的。能做到这份儿上的,除了冯导也就姜文了。而这次和刘震云合作的《我不是潘金莲》更是在方圆之间,嬉笑之后将中国人的“圆之道”以及官场粉刺得淋漓尽致。没有掌声,只有大拇指👍强烈推荐!

17年前,她是个相信“我即我所拥有”的男爵夫人。对身边的人和物,她反复强调着:我的、我的、我的——我的头衔,我的庄园,我的象牙,我的瓷器,我的丈夫,我的情人,我的厨师,我的土著人……

影片在阴霾环境下展开,以一位律师的角度着手进入故事的叙述,黑暗的画面如此浓重的突显这段历史的严肃性,却似乎又给予人以寄托。黑暗看起来很恐怖,里面却孕育着坚定的意志,那些铿锵有力的对话,是对一个民族的告慰,也是对世界的答复。
 首先声明,我不喜欢这个带“日”的国家。并且谈这个话题又会引起冲动。就影片说影片也许更合适些。
影片里日本有着浓重的中国味,特别是给了多场镜头的小酒馆,“为什么日本这么崇拜天皇?”“这个道理和中国这么崇拜皇帝是一样的。”这样的对话,看似平淡却不失可以探讨的话题。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,其本身又因为国家地理问题孕育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点,一个充满危机、占有欲、尚武的国家。一个想撕破喉咙呐喊的国家。我试图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去了解这个国家的一切。然后我得到了一个可怕的结论。
 日本侵华=中国文革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归宿根源是中国的文化在始作俑者。
他们也知道平民有什么错。他们也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。影片中很重要的凸现了这样的情节,那为什么?为什么对于别的国土上的公民就这样。中国文革似乎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感觉去解释这样东西。至于究竟是什么,我不想说的太明白。那样会痛而且是自我否定的彻底的痛。
片子在叙述日本人对于战争的认定的时候是一边倒的即否定,保护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拒绝,他并不是拒绝自己,而是拒绝文化拒绝历史。习惯有时候就是这么痛苦。他们似乎想把它当作是一个梦,然后再那天梦醒了。他们不敢面对事实。他们还是太幼稚。
  我们并不会原谅日本,但政治的东西是需要上把锁的,玩过了也就离离开这里不远了。我们并不拒绝日本,但金钱和技术的东西是需要些许味道,拿过来的东西
对于公民心理来说复杂还是复杂。
片子很认真。其实人也是。

        在电影中,李雪莲本因一场“假离婚案”开始打官司,却又在其间引出丈夫说她是“潘金莲”的问题,一件民事案件加上“污蔑”罪状,让李雪莲铁了心要讨个说法。莲叶出水为青,莲花从淤泥中而来却未染污浊,“雪莲”更是洁白无瑕莲花的名称,但丈夫这一句话,并非是将“李”姓变为“潘”姓如此简单,而是让她在他人心中名节丢失,道(公道)理(事理)亦在她心中失衡了。为了解决天平的失衡点,李雪莲知道依她个人的力量难以为之,认为只有权利能解决这一“难题”的她天然地诉诸权利去解决问题。但在这一男权社会中,不仅连她寻求公权力途中遇到的均是男性,在李雪莲意图私下解决的过程中,她寻找倚靠的无论是自家弟弟、肉摊老胡还是赵大头都是男性。在利益场的社会中,这两群男人对她都有所图,后者们(除弟弟)图贪享身色,前者们图乌纱自保,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她解决心头的疙瘩,也没有人乐意将她失衡的天平摆正。哪怕通过法律(法律程序)、道理(好言劝解)、情理(套近乎)用尽方法,李雪莲仍如犟牛般不死心,执意要上告这帮在她看来良心丧失的人。
        然而官场之人在面对“官民”之事时,只能以“官民”方式来解决,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:这件事恰恰无法通过这些“正常渠道”解决。当指令层层下达后,变成了去大牢“喝茶”的维稳之事,即使当首长在大会上将李雪莲的事情拿出来严肃讨论,也并没有将李雪莲的“理”讨回来。官场之人面对
上下官民
的事情只能通过官场政治方式解决,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李雪莲的问题,他们关心的是官场若是“腐败”那就摘掉“蛀虫”们的乌纱帽…不论他们去李雪莲家吃饭(市长马文彬)以怀柔方式解决,还是要攀亲戚关系(王公道)走感情牌,都无法让李雪莲回心转意。因为他们根本没走出自己的官场圈子—兜兜转转,没有换做自己是李雪莲去想问题,仅仅是劝说不要因为“小事”告状,说说“大小之间”的官场哲学、官民关系;当李雪莲说出不再告状的实情后,官员们又被“屈尊而来”得到的荒谬回复煽了一巴掌,仿佛将面子拿出来被“刁民”戏谑了一番……其实,细想这些官员,没有一个如“蛀虫般腐败”,每个人都是好意,但却显露出他们“自保乌纱”的功利心态。(连最后拯救李雪莲的果园主人都是在为自己着想间无意救了李雪莲)

她的婚姻并不幸福。丈夫布洛尔是个典型的浪荡公子哥,他让凯伦独自留守庄园,自己却在外挥金如土,花天酒地。他把本该用在农场上的资金挥霍殆尽,而且把梅毒传染给了凯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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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文末说说演员的演技,范冰冰作为影片中唯一重要的女性角色,一改往日的女神形象,将李雪莲这一农家妇女—小人物的倔强、执着显露,在个人演技方面进行了极大的突破。但细观影片,演技最佳的是董鹏程(大鹏)的表演:初对村妇李雪莲的清高与十年后对待李雪莲的热情
反差形成鲜明对比、对待上级领导的谨慎、夹在李雪莲与领导中的焦灼(马文彬来李雪莲家停电的演绎)、面对下属耍小聪明后机关尽失的怨恨嫌弃(对贾聪明的怨恨,两眼神直勾勾地斜视贾聪明)、鼻子里冒着气愤的粗气…将这一公务员小人物面对各异个体的处事方法,活灵活现的自如展现出来。

当她听说常有几只狮子伫立在丹尼斯安睡之处,她终于感到安慰:有它们陪着他,他一定心满意足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影片背景音的使用中,冯导也是处处留心,将李雪莲和他人关系的走向通过声音这一渠道外化。在上访过程中,随着李雪莲次次的向上寻理,鼓点声(类似古时冤案的击鼓声)也愈加急促,体现出李雪莲寻求“公正”的急切心绪;影片在李雪莲在北京见到赵大头时才第一次使用音乐作为背景,第二次音乐亦是两人见面之时,只不过这次回到了李雪莲的家中,音乐的曲调变得轻松些许,也预示着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。当秦玉河去世的消息将要传入李雪莲耳中时,悠长的音符将小人物命运的哀伤展现。除此些音乐展示人物关系外,最投合故事的就是京剧《三岔口》的京剧经典桥段的演绎:京剧中因误会引起的搏斗,使得好意双方兵刃相接;电影中因相互不理解,好意的多方将事情如滚雪球般,促使李雪莲越闹越大…

丹尼斯是英国贵族,毕业于牛津大学,仪表堂堂、风度翩翩而又特立独行。他与凯伦性情相投,志趣相仿,是凯伦理想中的伴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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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生蒙楚,蔹蔓于野。予美亡此,谁与独处。

        当如评书般开场的“潘金莲”油画故事讲述时,李雪莲的故事也紧跟而出。在青绿色的“莲池”中,突然一滴雨水入井,深井的回声愈显大,而屏幕上一句“我不是潘金莲”同震耳之声一起“落”入观众之耳。这个寻姓“李”的信理之路便开始了。而从小到大的地域奔走之路,也成了从小到大的官场侧观现形之路。

丹尼斯满足了凯伦的所有幻想,但他独独不能给凯伦最想要的——婚姻。他虽深爱着凯伦,但却反对一切形式的束缚和羁绊。他只愿为凯伦短暂停驻,而不愿永久停留。

        镜头的一路呈现在大银幕上随着伸冤变幻,在李雪莲心中地方官员都太油滑(镜头为圆形画幅叙事),办事一定会收受贿赂的,只有北京才是能将“冤”申明白的方正之所,所以画面从李雪莲进京的时刻起,镜头从火车入隧道的自然黑幕瞬间变为了方正如矩的呈现。紧接着的是红旗占据屏幕间一个大大的“京”字,预示着“大事件”的正式开幕。在这里,李雪莲通过同学赵大头进入中南海,又以拦车的方式将事情“说”了出来。导演在这里并没有以李雪莲的演绎说出,而是通过首长这一人物形象的话语的叙述来呈现。以这样官场的方式将人物的命运与情况说出,既让观众感知事情来由,也将叙述通过官场内部政治话语的体现。
        在李雪莲回到江西后,这十年间她从未停歇告状,而这十几年间,任职的官员们早已更迭,唯有王公道还需要在“官民”关系中同她接触;而十年过去了,在与“牛”的对话中放弃告状的李雪莲又被卷入另一场“周旋”当中。“官民”再次因快要到来的人代会上访,纠缠在又一轮的官场保纱帽之中。只不过,这一次连李雪莲最信任的赵大头(民)都想通过办她把自己儿子的事“办成”。经过一顿折腾,李雪莲再也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“正义”之理,准备上吊自杀,却在一句不经意的话语中想通了10多年的事情。在眼睛看向阳光照耀的温暖之后,影片画幅转变为全画幅,因为她彻底将心理的疙瘩放下了……

就在她不忍与生活了17年的非洲告别、难舍难离之际,一个更令她心痛的消息传来:丹尼斯因飞机坠毁而丧生。

本文为原创文章,原文猫眼链接:

在这一刻,她与非洲最自由、勃发的生命力融为一体,永不分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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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4年,凯伦第一次踏上了非洲的土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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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丹麦,凯伦成为了职业作家。1937年,她因出版《走出非洲》而声名鹊起。

        说冯小刚是位好导演,功力不仅体现在“故事精巧叙事”和“冯式黑色幽默”中,连寓言化的白描都显示出了冯导功力深厚。主人公李雪莲这一赣南的故事发生在永安市的光明县,故事中的公职人员从:法官王公道(公道在手)、法院院长荀正一(寻求正义)、县长史惟闵(始终为民)、市长蔡沪浜(为官护民)、省长储敬琏(清廉围观)无不体现着永保平安的光明之下的阴影之处的官民关系…连官员更迭后的县长郑众(心系民众)、市长马文彬(文质彬彬—君子)也展现着明面上所见未必和深入研究的那样表里如一的深浅分裂感。尤其是贾聪明这一名字的直观反映,让我不禁联想到《红楼梦》中曹梦阮先生为人物取名的良久用心。冯导借取名的深意,就是要让观众揣度良久、体会其意、点头会意,并进入再次的沉思•••
        除了白描寓言思度考量,冯导在构图细节上也颇费心机:在李雪莲处于圆形画幅中,圆不仅是圆形镜头成像的真实还原,这样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角色,变得更加彻底,更加抽离事件主人公与参与者本身去窥看人物;圆更是李雪莲认为圆滑处事的地方官员的主人公内心写照。不仅如此,在圆形画幅中,所有的布景均是圆的:小到桌椅板凳、笠帽、眼镜(王公道),就连方正的窗户(市长蔡沪浜出镜时)都避开方正入镜而以侧拍进“画”,哪怕是李雪莲家的古树,都有树洞的精细设计。当李雪莲入京后,方形画幅体现了李雪莲心中京都规矩、守责讲理方方正正的主观心态。同样,在方形画幅桌椅板凳择取方形自不必多说,连茶杯(首长参会画面)都选取方形示人。当然在两次方形画幅中,均有两次圆形画幅的勾勒,其设置也是有其深意。①第一次是在李雪莲状告首长成功后,省长储敬琏与秘书在办公室对话中,方形画面取于圆形拱门前,揭示出“官”在李雪莲心中的形象(相互包庇的圆滑态度);②第二次是在李雪莲因丈夫秦玉河去世后返回赣南未上访成功后,市长马文彬与县长郑众的对话中,两人行走在前后均有圆形拱门的长廊中,反思为何这场“没有恶意的问题解决”却将事情越闹越大时,依旧“官腔”的“事后诸葛亮”对白(透露滑稽可笑感)。

1885年,她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附近的伦斯特德庄园,父亲出身贵族家庭,母亲出身富裕的中产家庭。在她十岁时,父亲自缢身亡,死因成谜(一说是因政治挫折而灰心失望,一说是因身患梅毒而不堪忍受病痛折磨)。之后,她与母亲的家族生活在一起,在优裕的环境里,发展着她在文学和艺术上的天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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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和土著马赛人的生疏和隔阂,在长时间的接触中慢慢消融了。她治疗他们,聘用他们,为他们开办学校,和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。为了保护马赛人的一块居留地,她甚至不惜向殖民地总督下跪恳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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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最初那个带着成箱的象牙、瓷器旅行的富家女,到洗尽铅华之后的素朴、果敢、坚毅;从最初那个格格不入的外来者,到和非洲大陆的恢弘背景浑然成一体;从最初试图改造这片土地的雄心勃勃,到被这片土地所俘获、所抚慰,凯伦逐渐蜕变为这片土地“精神上的原住民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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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正一步一步超出她的预想,从好的方面,也从坏的方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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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带着凯伦去感受非洲大陆所蕴含的原始而自然的生命力。他和凯伦在星光下共舞,在午后的微风中小憩,驾驶飞机去鸟瞰只有非洲大陆才有的奇景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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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你被他人认定为另一个人时,你会怎么做?当你被最亲近的人认定为另一个人时,你会怎么做?当你被丈夫认定“你就是潘金莲”时,你又会怎么做?
这三个问句在你内心出现时,一定是一句比一句让你心头“拱火”,这便是电影故事的起因。

1962年,凯伦在她的出生地伦斯特德离世——没再踏上非洲大地,也从未离开非洲大地。


令凯伦焦头烂额的不只是健康和婚姻。她寄予了厚望的农场,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泥潭,相继遭受了蝗灾、旱灾、火灾和咖啡价格下跌的打击,一直在亏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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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数人通过小说、电影了解她的故事,又因为她的故事而踏上她用尽一生,也走不出的非洲大地。

事实证明,她的人生绝对不是。

梅丽尔·斯特里普的声音和约翰·巴里(John
Barry)的配乐同时响起,让人置身于辽远、广袤的东非草原。两千英尺的风呼呼地吹着,你伸出头去俯瞰成群渡河的角马,掠过由火烈鸟组成的红云……

年轻时,她听到殖民地的太太们“好想再活一次”的对话,曾尖刻地认为:她们的人生就是那种需要活两遍才好意思承认活过的无聊人生。

当凯伦和丹尼斯的感情渐趋平淡的时候,农场的经营也每况愈下。凯伦不得不接受农场破产的现实。她出手农场,变卖家当,为返回欧洲做着准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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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伦的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,她不得不多次返回欧洲治疗。在那个时代,青霉素还没有被提纯出来,治疗梅毒主要使用含铅和汞的药物。凯伦因长期服药,陷入了慢性的重金属中毒,终生饱受折磨。这次患病,也最终导致了她和布洛尔的分居、离婚。

她与安徒生并称为丹麦的“文学国宝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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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4年,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,而当年的诺奖颁给了海明威。海明威在致辞中说:

她最爱的人,埋葬在了她最爱的土地。

1957年,凯伦再获诺奖提名。而当年的获奖者,是因《局外人》和《鼠疫》闻名的加缪。凯伦再次与诺奖失之交臂。

文:鱼鲜支

“更伟大的作家总是不会得诺奖。这个奖项如果给了美丽的伊萨克·迪内森,今天我会很高兴很高兴……”

“低飞时,我们自己的投影在浅蓝色的湖面上倒映出深蓝的色块,倒影在我们下方微微晃动。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只火烈鸟……我们靠近时,火烈鸟飞散开来,有时形成一个个大圆圈,有的时候则是扇面的形状,那姿态恍如冉冉升起的太阳放射的光芒,又像丝绸或瓷器上中国的艺术图案。这些图案在我们眼前不断地变化着。”

在非洲的恩贡山下,我曾经有一座农场。50多岁的凯伦·布里克森写下《走出非洲》的开场白时,嘴角和笔尖都有一种隐隐的骄傲,一种这辈子没有白活的底气。恐怕很多人第一次读到、听到这个开头时,也都半是回味半是羡慕——当我老了,也能底气十足地说出这样一句话来,该有多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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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年后,凯伦饱含激情地讲述她在非洲所见的一切:草原、山峦、落日、云霞、羚羊、狮子、雄鹰,却用克制的笔调书写她个人所经历的一切:难以启齿的疾病,不堪回首的婚姻,含蓄内敛的爱情……可以想象,风轻云淡的纸面下,澎湃着多少如潮水般汹涌的感情。

面对困境,凯伦搏斗、抗争。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,也充满了对捍卫一切她所拥有的事物的执念。恰在此时,丹尼斯出现了,带给她前所未有的慰藉,也成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。

一般来说,电影的原型人物比饰演他们的演员还要标致,这是很少有的事。然而,在凯伦和丹尼斯身上就是如此,看他们年轻时的照片,真是一对璧人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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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岁时,为了男爵夫人的头衔,她带着丰厚的嫁妆嫁给了瑞典男爵布洛尔·布里克森。婚后不久,由凯伦娘家出资,他们在肯尼亚买下了一座农场,开始经营咖啡种植园。

在文学和艺术方面,她是个博学的女人。但对如何经营农场,她却所知甚少。在书里,她抱怨农场的海拔太高了,不适合种植咖啡。可是,后来科学家们却证实,那个农场确实不适合种植咖啡,是因为地势太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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渐渐地,她开始了解完全不同于故乡丹麦的这块古老大陆,爱上这里的动物、植物,还有风景。在这里,她为了咖啡的收成而操劳;她结识新的朋友,彻夜欢宴畅谈;她在草原上漫步,学习狩猎的本领。一战爆发了,她率领仆人长途跋涉,为丈夫所在的部队送去补给。半夜狮子侵扰营地,她无所畏惧地直面野兽,挥起了鞭子。

虽然出身贵族,但丹尼斯更确切的身份是一个热爱自由、追求冒险、放浪不羁的猎人。他率性、达观,对一切事物都抱着顺其自然、随遇而安的态度,常常带着留声机去狩猎,数月在草原上徜徉、驻留。

她风华绝代,才华横溢。

初到非洲的凯伦,还只是个虚荣、骄纵的富家女。当她挑剔着这里的一切时,她不知道,这片既壮阔又柔和的土地将会一点一点地改变她,深入骨髓和心灵。

We are just passing by. 我们只是过客。

她用余生追念着这片土地,醒着时书写,睡着时梦呓,就像《诗经·唐风》里那个痛失爱人的女子,一遍一遍地追问:

17年时间,凯伦失去了健康,失去了婚姻,失去了农场,失去了爱人。她的姐姐和儿时密友,也在此期间离开了人世。在失去了她所珍爱的大半,与非洲从此永生相隔的时候,她终于理解了丹尼斯的话:

I had a farm in Africa, at the foot of the Ngong Hills.
我在非洲曾有一座农场,就在恩贡山脚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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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确,凯伦的经历不可复制。

17年后,她失去了这一切,却终于意识到:你并非你所拥有,你不该为你的所有物而定义,因为你是你自己。她终于有了勇气,坚强而决绝地一个人活下去,直至死亡的那一日,因为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命运。

1985年的好莱坞电影《走出非洲》,改编自丹麦作家凯伦·布里克森(笔名“伊萨克·迪内森”)的同名自传体小说。在1986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,这部电影斩获了包括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7项大奖。影片的成功,使小说的销售量由之前的10万册猛增至150万册,也使凯伦在肯尼亚内罗毕的故居成为远近闻名的景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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